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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非法集會的罪名，余德新當年的求職路一波三折。
「見工時一入到房，見到我個file咁厚，我剛剛畢業而已，未做過工，點會咁大叠？」他一邊說，一邊用雙手比劃出約三呎高度，跟記者講述這個發生在八○年，港大醫學院剛畢業的他到醫務衞生署應徵政府醫院工的「奇遇」。
「之前已向同學打聽，見工時通常問你想做甚麼專科，假如你說要做骨科，他就叫你去急症室，但一定有位畀你。」但輪到余德新時，對方一句與專科有關的提問都沒有，只跟他「講耶穌」。
「他掀掀我的檔案說道：『你小學、中學都是讀天主教學校，點解做這些東西呀？』」被如此一問，年少氣盛的余德新忍不住發炮回應說：「正因為很多人日日『講耶穌』，滿口仁義道德，卻沒做過實際的好事。」話畢，面試完結，他落選了。
政府不給他工作，皆因余德新是七十年代協助油麻地艇戶上岸的骨幹成員之一。「讀大學時已開始幫他們，去了解生活情況，在艇上過夜。」親身體驗後，他決意要幫助這班人，「他們多數做咕哩，受盡歧視，無錢租屋又無錢維修，郁吓就好易沉船，唔好彩仲會有人死。」
衞生環境差不在話下，令他印象最深是艇上的孩子，「細路仔百厭周圍走，點可以防止他們跌落海呢？是用很消極的方法，用條帶縛住他們。」
爭取公義
艇戶爭取上岸多年，開記招、請願、遊行示威都做過，房屋署仍無動於衷。七九年，余德新等人決定到港督府遞交請願信，當日他們從油麻地出發，與七十多個艇戶坐旅遊巴驅車前往，豈料一出紅隧便止步。
「在灣仔出口被截停，警察上車，一車人送晒去中央警署。」包括他在內，車上有十一個非艇戶人士被落案起訴非法集會，「當時三個人一齊向相同目的地進發，就是非法集會，約埋去打麻雀都是，這條例完全是荒謬。
「油麻地警署的ＣＩＤ一向都會聽我們開會，基本上掌握了我們的行動，所以這樣被拉，有點意外。」他雖感詫異，父母反而沒有被嚇倒，「他們隱約知我有參與的，不過沒有太留意。」他爸爸也搞過工會，爭取公義之事早被潛移默化。
「爸爸在大東電報局打工，不高調但喜歡幫人，我知他是自己部門的工會代表，爭取福利，（前立法局議員）陳鑑泉都在同一個工會。」不過，他認為自己爭取公義的性格，更大部分是從學校得來的。
「中學唸九龍華仁，中二、三參加校內的公教學生運動。」這組織提倡「觀察、判斷、行動」，小事如過馬路要幫助盲人、落雨打傘遮陌生人，大事如關心弱勢社群，都應一一實踐，「可能我比較好管閒事，想了解多些社會的事。」
高中時，余德新已在調景嶺辦過社區服務，「那是個很特殊的社區，是neglected（被忽視）的，我們觀察到衞生條件好惡劣，建議搞一次清潔運動。」他們卻並非有系統的收集垃圾，石屋和木屋的垃圾全部倒入明渠，「那些垃圾漚了很久，用鏟一『筆』，全部都是蟲。」
民間疾苦
如此噁心的畫面，令余德新印象甚深，被社會忽視的社群，從此在他心中佔一席位。「我們也有去安置區探訪，以前很多木屋如馬仔坑大火，很多人無家可歸。」由中學升上港大，他跟隨一些神父到觀塘服務，「葉錫恩在老虎岩（樂富）的徙置區有辦事處，我去幫手做打雜，看到民間疾苦。」
後來他加入「官塘居民諮詢服務」，也因為這個團體，他參與了油麻地艇戶事件。「讀大學那幾年已經有探訪，直到我在聯合醫院做實習，上班一星期就被抓。」實習期間要奔走法庭和醫院，他說當時的上司都很體諒。
「一直沒有問題，註冊到做醫生，反而搵工才有事。」第一次應徵失敗，於是他去了非政府管轄的聯合醫務協會，當社區健康服務中心的負責醫生。一年後，在瑪麗醫院工作的實習前導師託同學找他，邀請他到瑪麗骨科工作。
「和他傾過，見過幾位港大教授，亦跟他說清楚政府唔請我，他re-ensure我無問題的，於是我再填表申請。」結果，這趟連面試也沒有，只得一封寫了「There is no suitable vacancy for you」的信。
「八十年代初，香港非常缺乏醫生，納稅人花了咁多錢培訓一個醫生，他想服務社會，你話無位？」說起這些陳年往事，他表現得不慍不火，「我不是很着緊個人利益榮譽，佢話無位咪無囉。」
服務工人
兩度被拒諸門外，他決定到美國走走，修讀職業醫學碩士，「想畀空間自己，思考日後的工作。」他只用了八個月就完成課程，導師叫他留下唸博士，「當時中大社區醫學系主任說給我offer，連合約和letter of appointment都有齊。」
於是他八三年回港，中大卻突然打退堂鼓，「很多年後才知道是系內一個比較senior的人不接受我入職，人已經回來，都無辦法。
「如果要鬥氣，我開記招說中大和政府都不聘用我，他們都很難落台，不過算了，我不想放很多effort在爭取自己的東西上，我有手有腳不死得嘅。」
此路不通，於是他和幾位港大師弟在八四年創立「香港工人健康中心」，為同樣是被社會忽視的工人階級服務。「同時我會做散工，幫人做診所替工，後來去過聖母醫院和聯合醫院工作，最後入了中大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。」
路走得迂迴，余德新卻不以為然。「我做事不會太勉強，條路要咁走就咁走，一樣配合到我的興趣。過去的事無所謂，沒有不開心，我不希望別人戴住『眼鏡』睇我，好與壞都不用，最重要是人家知道我正在為甚麼工作。」他坐在艱苦經營廿多年的工人健康中心辦公室，如此說。
跟抗爭年輕人非同類
今天，有很多年輕人為保育古迹、政改普選等議題上街抗爭，曾是社運分子的余德新，不認為自己與他們是同一類，「主題不同，艇戶是即時需要處理的問題，我們是輔助角色，嘗試協助他們攞需要的東西。」
在他眼中，今天搞抗爭的大部分是以自己為主體，是「我」要保留或要求甚麼。「如果你去問基層市民，三餐不繼的他們未必認同你，那些東西對他無乜用。正如當年我因為公安條例被捕，受到不公平對待，但我覺得艇戶問題應該優先解決，為何要花精力在公安條例上呢？」余德新說。
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公共衞生學院工作的余德新教授，作風一向低調，他的工業健康研究見報時，總是細細格，甚不顯眼。直至最近，香港大學醫學院出版的《啟思文集》，把他「獨特」一面揭露出來，才忽然被注視。
他的大學同學畢業後不是開診所，就是入政府醫院打工兼進修，但他被拒諸門外，「明明不夠醫生，但跟我說無位。」政府不歡迎他，皆因他有案底，「七十年代油麻地艇戶爭取上岸，我們是輔助角色，艇戶要求不多，只求一個安全的容身所。」七九年，他準備與艇戶操上港督府請願，卻中途被攔截送到差館，孭了非法集會的罪名，醫生之路從此難行。
曾被政府拒絕兩次，大學之門又跨不進，他繞道而行，在非主流機構服務被社會忽略的一群，廿多年來投身維護工人健康。「不打算為自己爭取甚麼，反正我有手有腳，不死得的，過去的事無所謂，最重要讓人知我正在做甚麼，不如你訪問吓工人健康中心啦⋯⋯」
社會上不公平事舉目皆是，被忽略的社群仍然多，因為此單「舊帳」被人戴上光環，並非余德新所願。
本文摘自11月2日 東周刊 人物傳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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